1925年7月28日夜，从青岛西行的列车风驰电掣，列车上坐着一位铁塔般的青年，神情严肃，心事重重，一会儿扫视着乘客，一会儿透过车窗凝视着灯光闪烁的青岛。他，就是中共四方支部干事、胶济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傅书堂。
傅书堂1905年生于高密县城北关一个贫寒的家庭。少年时代曾在高密火车站给一家日本人看小孩，因不堪虐待而辞工，后又在火车头房干擦车夫，1920年考入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。革命的熏陶，党的教育，使他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。1924年夏，他由邓恩铭、孙秀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5年2月，他参与领导了胶济铁路大罢工；4月，他参与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；5月1日，他代表青岛工人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，大会之后他陪同刘少奇视察了青岛的工人运动；五卅惨案前夕，他参加组织领导了青岛工人大罢工，接着，他又组织成立了“沪青粤汉案后援会”，开展募捐和宣传活动，支援罢工运动；6月14日，他直接领导了四方机厂1700多人的罢工游行；7月25日他又参与组织领导了各纱厂的第三次大罢工。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，搞得敌人惊恐万状，7月26日，军阀张宗昌勾结日本侵略者，出动大批军警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，封闭了“沪青粤汉后援会”，捣毁了四方机厂工会和各纱厂工会，逮捕了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四方机厂工人纠察队队长赵石恪。第二天，又有120多人的大刀队，到工人宿舍搜查工会负责人，邓恩铭、傅书堂等60多人，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。一时间，整个青岛乌烟瘴气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
面对党组织遭破坏和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的严重局势，傅书堂临危不惧，机智地与敌人周旋。5月28日，他派伦克忠、韩文玉去北京请愿和联合北京各界共同反帝。然后，他才甩开敌人的魔掌，乘上西行的列车，回家乡暂时隐蔽。此时此刻，他多么惦念与他风雨同舟的工友和同志，多么留恋在这里生活和战斗的海滨城市！
车轮滚滚，大地颤颤。他很是疲劳，但毫无睡意，半闭着眼睛，又陷入沉思。他想，青岛无立足之地，高密却有我活动的广阔天地。家乡人民富有革命传统，孙文抗德，小刀会的打富济贫等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伏彼起，从未中断。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开始在家乡传播，火车站红色工会也已成立。胶济铁路二月大罢工，高密火车站的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，经过积极斗争，取得了罢工的胜利；“沪青惨案”发生后，铁路工人和县中学生组织了“沪青惨案后援会”，一面募捐，一面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。家乡还有我熟悉的社会关系，火车站我有工人伙伴，应该在家乡打开新的局面。
一声汽笛，打断了他的沉思，高密车站到了。他乘着夜色，匆匆赶回家中。父母见他安然归来，又惊又喜，告诉他，荷枪实弹的敌人坐着铁甲车到高密来镇压群众活动，县中的宣传队、募捐队受到威胁，活动都停止了。
敌人很是嚣张，情势着实危急。为了防备敌人的跟踪追查，他隐蔽在亲戚单玉田家里。单玉田在铁路上干工，他让单玉田探听消息。不久，得知李慰农牺牲，他悲恸不已，想起了与李慰农战斗的日日夜夜……
烈士的血不能白流，必须继续同敌人斗争，踏着烈士的血迹奋勇前进！于是，他通过单玉田尽快地与火车站上的尚鲁民、程云祥取得了联系。尚鲁民是后埠口人，毕业于胶济铁路艺徒养成所，当上火车副司机。二月铁路工人罢工，任工人纠察队长。程云祥幼时随父母逃荒来到前埠口落户，干了十几年的验车工。他们是工人运动中的骨干，对张宗昌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。书堂对他俩说：“工人要生存，要有出路，就必须抱成团体，向帝国主义和走狗们斗！”鼓不敲不响，灯不拨不亮。他的这席话，使这两位饱受剥削压迫的工人热血沸腾，一致表示要和他同生死，共患难，一起干下去。于是，书堂就介绍他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不久，又发展了陈兆祥、管宗学为党员。
青岛的革命烈火尚未扑灭，高密的革命烈火又在地下燃起。八月的一天，在傅书堂的家中，高密城市支部秘密成立了。傅书堂任书记，尚鲁民任组织委员，程云祥任宣传委员。这是高密地下的一团烈火，他们是高密可贵的火种！
在傅书堂的领导下，城市支部抓紧工作，在火车站的主要工种中又相继发展了单既辉、单际祥、郭信然、陈来德等入党。十一月，在尚鲁民家中又成立了车站党支部，由尚鲁民任书记，程云祥任组织委员，陈兆祥任宣传委员。
傅书堂回家后的这几个月中，党派四方机厂的党员于维公与他联系工作，传达指示。为了启迪人民的觉悟，揭露敌人的罪恶，扩大党的影响，壮大党的组织，他按照上级的指示，采取了各种形式，加强了宣传活动。
组织宣传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散发传单。当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困难，党员谁有谁献，倪玉田把当瓦匠挣下的一块地卖了，充作活动费。工人党员还利用班空拣煤核卖钱作宣传费。傅书堂对筹划的这点血汗钱，舍不得用。他用细锉刀代钢板，唱机的针头作铁笔，软橡皮作胶滚，制作了一套油印工具。深夜，油灯如豆，他堵好门窗，伏案刻板。二妹傅玉真帮助油印。这个十三岁就在太隆洋行干网子工的小姑娘，下了班，就成了哥哥的好助手。她机灵能干，给哥哥站岗、送信、印传单。她把印好的传单埋在后园里。高密城逢五排十是大集，逢集的头天夜里，党员把传单贴在人多显眼的地方。第二天可忙坏了警察，他们到处去撕传单，不让人们看。可越是这样，围观的人越多，赶集的人一传十，十传百：“共产党来了！”
为了使党的宣传更有力、更广泛，这年旧历腊月，车站支部发动工人积极分子，组成了58人的游艺团。每人凑了1元钱，到潍县买了服装道具，排练了高跷、旱船、杂耍等节目，走街串村进行演出，借机传播党的指示、传播马列主义。
1926年古历正月十五，县知事孙培贞为显示他“政通人和”的政绩和“与民同乐”的豁达，在县城大街举办了灯会，让戏班到县衙唱戏。县城内观灯的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游艺团敲锣打鼓，在大街上表演后，来到县衙门演出。孙知事早被大街上的“太平盛景”所陶醉，又见游艺团前来助兴，很是得意，他笑容可掬，大腹便便地从县衙出来表示欢迎，还赏给了游艺团二十斤点心，几块大洋。游艺团走后，接着戏班进去演《铁公鸡》，党员杂在观众之中，涌进县衙，孙知事在衙役的拥簇下，怡然自得地看戏，党员趁机把一叠传单放到了大堂的公案上。戏完人散，孙知事回堂，看到公案上的传单，面如土色，气得团团打转，他厉声命令警备大队四处寻查作案人，可人流如川，他们到哪里查去！第二天，高密城四门关闭，又折腾了一天，也毫无结果。
高密警备大队有300多人、留守县城100多人，其余分驻各重要集镇。游艺团有个自行车组，专探警备队的情况，那儿警备队撤离，就在那里贴传单，搞得他们东奔西跑，心神不安。1926年闹春荒，西乡的灾民发生了抢粮事件。县官把灾民视为土匪，调集各集镇警备队前去包剿。党支部得知此消息，就来了个“围魏救赵”。晚上，派自行车组分头到东乡的柏城、张鲁、夏庄等集镇张贴了天量的传单。官府捉襟见肘，惊慌异常，只得将三处刚刚撤离的警备队立即调回。这样，使西乡的灾民免遭残酷镇压。
党支部还利用熟悉的社会关系，举办工人夜校和农民夜校，在火车站的工人夜校里，以机械学和大公报为教材，利用向工人教技术的机会，讲革命形势，宣传成立工会，增加工资，争取八小时的工作制。同时在柏城、夏庄、张鲁集、栾家庄等村创办农民夜校，教农民识字，讲穷人受苦受难的原因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军阀的横征暴敛，启发农民团结起来，同地主军阀进行斗争。
党支部在城乡的活动，使县衙惶惶不可终日。警备大队屡屡把住县城四门，查户口，抓嫌疑，搜捕共产党。对此，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傅书堂早有提防。由傅书堂介绍入党的李培元有个干兄弟叫毛学礼，因生活所迫，在县警备大队当兵。书堂就让李培元作争取毛学礼的工作。此人很重兄弟义气，表示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成了党支部在警备大队的内线人物，一有情报就告诉李培元。有一次，毛学礼找到李培元，神色紧张地说：“俺分队长叫我去抓门相业”。门相业是门家灵芝党支部的一个党员，当时在傅家大街阎家店。李培元一听，时间紧迫，情况严重，来不及向党支部汇报，就对毛学礼说：“你可不能抓他！”毛学礼说已想法把消息透给了他。李培元不放心，跑到阎家店一看，门相业早走了。李培元往回走，才见毛学礼与几个县警赶到阎家店。毛学礼假戏真唱，吆天喝地，敲山震虎，东翻西搜，俨然是一个死心塌地的为县衙卖力的忠实帮凶。李培元在一边暗暗发笑。
1926年6月，傅书堂接到山东区执委的通知，与邓恩铭回青岛去整顿党、团和工会组织。此时的傅书堂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他被迫离开青岛10个月了，这10个月是多么漫长，如今又可以回去同敌人较量了。这10个月，又是多么紧张。他靠党给他的智慧和力量，靠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坚定不移的信仰，不避艰险，迎难而上，创建了高密城市党支部和车站党支部。他团结同志，依靠群众，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。如今在火车站工人中又有孙守云、陈来公、单方坤、李天玉、陈来玉、李云红、张慕法等先后入党。在农村，已建立了南郭庄、小王庄、尧头、栾家庄、门家灵芝等农村党支部，同时在游艺团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尚宗辰、陈永祥、陈来玉等10多人为共青团员，建立了由尚鲁民兼任书记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。此间，他又把于维公等同志充实到城市支部，一切安排得非常妥当。
临行的夜里，傅书堂与尚鲁民等同志在他家里，详细交待研究着今后工作的开展。大家互相叮咛着，恋恋不舍。雄鸡叫了，父母催他赶车，他望着父母，久久说不出话来，是父亲将打铁锔锅得来的微薄收入，维持一家的生活，是母亲热情地接待着过往的同志。他感谢父母对他所干的事业的支持和牵肠挂肚的担心。
天亮了，他拜别了父母，辞别了同志，乘上东行的列车，开始了新的征程。他所奠基创建的高密党组织似星星之火，正以燎原之势在地下燃起。
选自《高密风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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